一個被關進精神病醫院的正常人，如何證明自己不是精神病？

現代社會，隨著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研究的深入，人們越來越重視這方面的隱性傷害和後果，我們可以看到，近些年來湧現出越來越多的精神病題材的電視劇和電影，這足以說明社會開始試圖靠近這個群體，讓更多的人了解這個群體。

上世紀七十年代，著名心理疾病專家Rosenhan曾經做了一個曠世舉目的實驗，他聯合八名實驗人員偽裝成了不同精神疾病患者分別潛入十二家精神醫院臥底（依次潛入）。

這些臥底會偽裝自己是精神分裂症狀綱目之一，比如，有人聲稱自己有幻聽，有人則說自己有幻覺等等。當然Rosenhan在挑選實驗人員的時候，在精神和心理方面是有極高要求的，他們必須是身心完全健康，精神獨立而正常的人。

在入院的時候，臨床科醫生會讓他們述說自己的人生歷程，以作為評估的標準。其中有一個臥底隨心所欲的說到，自己在原生家庭中的遭遇是，幼年的時候和自己的母親建立了不健康的依戀關係，以至於成年後，他和自己的母親關係並不好，轉而和父親的關係經歷了從惡劣到緩和的過程。

在後來的新的核心家庭中，自己和妻子關係相當密切，當然偶爾的吵架是不可避免的，而孩子的管理也比較嚴格，但是不會採取暴力的方式和孩子相處。

這些是來自於一個偽裝者的陳述，在醫生和護士眼中，也是一位精神病患者的陳述。這一番似乎比較正常和客觀的自述中，記錄的護士卻做出了這樣的評價：此人原生家庭給予他的是不健康的關係和依戀，所以這樣的家庭中走出的孩子會有嚴重的情感疏離問題，比如和自己父母關係的轉變，表明他是一個情感極其容易波動的人。

而後來在新的核心家庭中，他將自己的不穩定帶給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只是他改變了方式，妄圖用溫情的方式從精神上控制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最後，實驗人員就是這樣一個個進入了精神病院，在經歷了簡單的心理治療後，實驗人員們開始告知醫生和護士，自己已經沒有幻聽和幻覺了，並且在這段時間裡面，他們會完全按照醫生的命令服藥和進行一系列活動。

當然他們是假裝服藥，與此同時會記錄在精神病院中的點點滴滴，開始他們的記錄是偷偷摸摸的，後來他們發現即使自己光明正大的記錄也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他們的任何行為在工作人員的眼中都被烙上了精神病的烙印。

工作人員還會給他們的行為做合理的精神分析：入院精神緊張，用記錄行為來緩解緊張情緒，因為精神病院中除了吃喝睡以及服藥，再沒有別的事情做了。

他們在工作人員眼中是停留在口慾期的階層中，所以他們的問題，從來不會被認真傾聽和採納。曾經有一個實驗者問工作人員，自己已經好了，什麼時候可以離開醫院。

但是得到只是答非所問的回答，在整個過程中，雙方甚至沒有任何的情感和眼神交流。即使他們覺得你可能已經康復了，也會自己議案上記錄下“好轉”一詞，更不可能離開了。由此可見，一旦進入精神病院，精神病的烙印是磨平不了的。

現代醫學界，對於精神病患者的治療，已經算是做出了巨大的改變和進步。《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也更改了五版之多，診斷也要多方面綜合評估，比如症狀、時間和影響等，所以，Rosenhan實驗過程中，僅僅因為偽裝人員的描述，就確診的情況，基本不可能出現了。

即使如此，來自於旁觀者對於精神病人的評價還是片面的，非議的。不論是社會主流還是輿論媒體，都會把那些行為適當的人和事物冠以精神病的名稱。

很多觸犯法律的人，也會佯裝精神病逃避法律的製裁，而抑鬱症等心理疾病患者一定程度上也會被認為是小心眼，偷懶等。

我們從實驗中看到，一個正常人一旦被打上精神病的烙印後續就不可能摘下去了，他們不能被社會和人群所接納，自己也會相當孤獨和痛苦。社會心理學研究數據顯示，人群中，大概有逾2億人是潛在的精神病患者，只是大多數並沒有確診和接受常規的治療而已。

很多大學的心理學科，都會反復強調精神病這個概念，即不能或者沒有辦法正常發揮社會功能的人群，目的就是為那些曾經罹患精神病而後來康復的人正名。所以那些還在給這類人群貼標籤的人，請不要再潑髒水給他們了。

在北京有一個烘焙坊吸納了六位精神病患者工作，開始讓他們接受這項工作是困難的，因為他們畢竟是從康復中心來的，在工作方面是有局限和欠缺的，另一方面他們始終覺得礙於自己身份緣故，不會有人真正的接受他們買他們的麵包。

所幸在鼓勵之下他們克服了重重困難開始學習做麵包，然後他們所做的東西被一些國際學習接受。漸漸地人們發現，他們開始在社會中能夠發揮自己應有的功能了。

生活中，我們也看到過很多這樣的人，在自己的努力下回歸正常，他們為此努力著，而我們社會和旁觀者能夠做到的就是，為他們創造好的環境，努力幫助他們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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