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中國歷史上最有佛緣的15個皇帝

佛，講究一個“緣”字。

在中國古代帝王中，不少人與佛結下了不解之緣。

話說，中國歷史上就有那麼十五位“佛門皇帝”洪揚佛法，與百姓們建立了佛緣，使得佛法在中土興盛，善莫大焉！

漢明帝劉莊：最早引入佛教

從中國歷史上看，有記載的最早的信佛帝王是東漢第二位皇帝、漢明帝劉莊。

劉莊的佛緣源於一夢。

據說在派員去印度取經的前一年，即公元64年，劉莊夜寢南宮，夢金神頭放白光，飛繞殿庭。次日，得知夢中神為“佛”，遂有《資治通鑑》上所記載的派遣使臣去天竺求佛的事情。

當時派去的使臣一個叫蔡音，另一個叫秦景。蔡、秦二人到西域大月氏國（今阿富汗）時，正好遇到了在大月氏國傳教的天竺高僧迦什摩騰、竺法蘭。蔡、秦邀二僧到漢講佛，還用白馬馱載來一批佛經、佛像。

永平十年（公元67年）一行四人抵都城洛陽。劉莊為此敕令仿天竺式樣修建寺院，遂有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座寺院——白馬寺。

劉莊這段求佛故事，史稱“永平求法”。

梁武帝蕭衍：四度出家為僧

開創漢地素食先河

梁武帝蕭衍在位四十八年，以佛法治國、整理內政、文教，是南朝政治、文化及佛教最興盛的時期。

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出家，大臣將他贖回。

梁武帝撰述的《斷酒肉文》中堅誓素食，並下詔宗廟不得用葷食祭祀。中國僧眾素食之風從此建立。

梁武帝受菩薩戒，有“皇帝菩薩”之稱。梁武帝常行普同供養，曾多次開設大規模的齋會，如無遮大會、平等大會、盂蘭盆會等。

梁武帝也熱心於佛教教理的研究，著作有《涅槃經》、《大品經》、《淨名經》、《三慧經》等義疏百卷，其佛學造詣深厚，有以見之。

隋文帝楊堅：由僧師撫養長大

喜歡寺院裡的鐘聲

隋文帝在馮翊（陝西大荔縣）出生，由般若寺智仙尼師撫養長大。七歲時，尼師告訴他：“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十三歲時，隋文帝才回到父母家。

隋文帝性喜簡朴，喜歡寺院裡的鐘聲，偏好豆類制品，曾自言：“可能前世為一修道人。”

文帝登位後，尼師已圓寂，不僅在群臣前屢次提及尼師的德行，並且親自作傳紀念，對尼師孺慕之情油然可見。

文帝在位期間建造寺院共三千七百九十二所，抄經46藏132086卷，整理經典3853部，造石像大小106580尊，修復舊像1508940尊，對佛教事業的護持不遺余力。

隋煬帝楊廣：智顗大師授菩薩戒

廣建佛教道場

隋煬帝是文帝的次子，篤信佛教，為揚州晉王時，曾延請天台智顗大師到揚州，智顗大師為他授菩薩戒，法號“總持菩薩”，他也敬贈“智者大師”名號，相惜之情，傳為歷史上一段佳話。

隋煬帝即位前，對佛教護持已相當熱心。他曾創建二所道觀及慧日、法雲二佛寺。其中，慧日道場會集了當時江南佛教界高僧，並且迎請三論宗嘉祥寺的吉藏大師入寺住持，是為江南一大盛事。

另外，他也在長安建日嚴寺，高僧彥琮、智脫、法澄、法論、智炬等，皆曾住此大振法雷，講學之盛，冠於當世。

大業三年（西元607年），以佛法治國的日本聖德太子派遣學者、僧侶來隋留學，隋煬帝特別啟用洛陽鴻臚寺四方館，聘請高僧負責留學僧的教育工作，舉辦講座、法會，從事經典的校勘等。

唐太宗李世民：深入經藏

與玄奘大師相見恨晚

唐太宗護持佛教，崇敬三寶，歷代罕見。

玄奘大師西行求法回國後，太宗對他的精神敬佩不已，幾次勸請大師還俗輔政，但都為其所婉拒。後來，太宗為玄奘大師建弘法寺，寺內設置翻經院，一切的經費由國家供給，成就玄奘大師的譯經事業。

唐太宗本身也深入經藏，曾研讀《菩薩藏經》，致力於菩薩道的實踐；並親賜《瑜伽師地論》序，刻於石碑，即聞名至今的“大唐三藏聖教序碑文”。

太宗於駕崩前，專注於佛法研討，不僅感動於佛法的妙理，甚至表示與玄奘大師相見恨晚，未能好好弘傳佛法。

大周女皇武則天：曾親自跪迎

高僧義淨大師，建造龍門石窟

武則天信仰佛教，精通義理，承繼太宗、高宗時的護佛事業，使得唐朝尊崇佛教的熱潮如日中天，功德難量。她自己也曾被安排到感業寺出家。

武則天是個虔誠的佛弟子，武則天即位後，即下令奉佛教在道法之上，僧尼處道士、女冠之前。她以五戒教育世人，並以佛法治國。

義淨從天竺返國時，帶回近四百部的梵本經、律、論及佛舍利三百粒。武後親自到東門外跪迎。

武後深具才華，文筆流暢，尤其她所寫的“開經偈”：“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千百年來，為佛子所贊頌不絕。

武後曾“助脂粉錢二萬貫”，開鑿龍門石窟奉先寺盧舍那佛，並主持開光儀式。

唐宣宗李忱：一度出家為僧

曾與黃檗禪師機鋒

在位雖僅十三年，但他精勤治道，惠民愛物，堪稱明君，尤其從諫如流的精神，足以媲美唐太宗，所以贏得“小太宗”的美名。

為了逃避唐武宗的殺害，曾經一度出家多年，他與禪門高僧黃檗希運禪師有過一段論道廣為流傳。

當他還是沙彌時，有一回，見到黃檗希運禪師在拜佛，於是對禪師說：“禪師！你常開示大眾說：‘不作佛求，不作法求，不作僧求。’請問禪師，你現在拜佛，到底在求什麼？”

黃檗禪師聽了，賞他一個耳光，說：“不作佛求，不作法求，不作僧求，當作如是求。”

“你直接說當如何求，又何必動手打人？太粗氣了！”李忱申辯說。

“這是什麼地方，容你在此說粗說細！”

李忱言下大悟。這一則宣宗與黃檗禪師之間的論道，流傳很廣，成為禪宗著名的公案。

宋太祖趙匡胤：利用最新印刷術雕刻中國第一部佛經總集

宋太祖趙匡胤即位不久，便下詔諸路保護寺院；敕令用金字、銀字書寫佛教經文。在宋太祖保護佛教的政策下，建隆元年這一年便剃度僧尼8000人。

接著，宋太祖又派行勒等157人前往印度，求取佛法，大力弘揚佛教。

宋太祖利用最新技術，派內官張從信在益州主持雕刻大藏經，這次刻經，前後費時12年。最初刻制佛經5000多卷，後來又增刻1000多卷，共達13萬塊雕板。

這部佛經因刻於宋開寶年間，所以被稱為“開寶藏”。又因刻於四川，故又稱“蜀版大藏”。這是我國第一部佛教總集，也是當時最全的一部佛教叢書。

忽必烈：把佛教定為國教

大力興建寺廟

忽必烈汗執政時期，極力扶持佛教，為佛教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一是忽必烈汗拋棄了成吉思汗關於“對各類宗教不得偏向”的遺囑。

二是信仰上接受佛教。

三是政治上給佛教各種榮譽、地位和特權，使佛教成為一個享有很高地位、很大權力的特權階層。

四是經濟上對佛教實行特殊優待，支付大量資金興建寺廟，進行佛事，大力扶持發展佛教。

五是制定各種法律，保護佛教的特權地位、特殊地位和利益。

六是把西藏地區的政教兩權，交給佛教薩迦法王管理，使這一地區的佛教成為政教合一的政權組織。

明太祖朱元璋：當和尚最無奈的皇帝

在中國帝王中，唯一的，也是最正宗的和尚出身的皇帝，只有明太祖朱元璋，像劉莊、蕭衍、楊堅他們實際上都不曾出過家。

朱元璋能從當年的一個小和尚，成長為大明王朝的開國之君，這實是一個奇跡。

朱元璋與佛結緣，是因為窮，是最無奈的選擇。出家時朱元璋只有17歲，當和尚不多久，因為災荒沒吃的，寺內也呆不下去了，只好出去化緣。

在化緣的路上，朱元璋得了一場大病，險些死了，幸好得到仙人的指點幫助，才免去災難。

從《明史》的記載中可以看出，對自己出家當和尚的歷史，朱元璋並不覺得丟人，但他神化了這段歷史，虛構出“二紫衣人”出來。

明恭閔帝朱允炆：遁入空門

最尷尬的皇帝

因為有了朱元璋出家的一段經歷，大明王朝的帝王多與佛有緣。如明神宗朱翊鈞就是一位十分相信佛法的皇帝，其死後屍體側臥狀葬式，有學者分析就是緣於佛祖釋迦牟尼涅槃時所取姿勢。

在明帝中，最後以僧人身份了結一生的，應該是第二任皇帝——恭閔帝朱允炆，這事也是中國盛世帝王中的惟一。其出家當和尚，迷信的說法是因朱元璋的佛緣未盡，注定要由後代遁入空門續結，是朱家前世因緣使然。

對於朱允炆出家一說，《明史》中並未下定論。

民間傳說，當朱棣的大軍攻入內城時，朱允炆派人取出藏在奉先殿的鐵匣子，這是朱元璋生前給他准備的，讓孫子在危急時刻打開。

朱允炆打開一看，裡邊有三張度牒，三件僧衣、一把剃頭刀、金十錠、遺書一封。書中囑讓他從位於太平門的鬼門出城，其他人則從水關御溝走。朱允炆出了鬼門後，見早有一和尚在等他。

朱允炆出逃時是公元1402年，他只有26歲，是明帝中惟一沒有陵寑的皇帝，其出家迫不得已，最最尷尬。

順治皇帝福臨：個人精進參禪

數度想出家未成

順治皇帝堅信自己前世是僧，是金輪王轉世，號痴和尚。

順治親政後，對佛學十分感興趣，先後邀請一些著名僧人到皇宮講經，與玉琳國師的往來，在歷史上傳為美談。

他曾說自己的前身一定是僧人，因此“每次來到寺中，徘徊久久不願離去”。順治一生篤信佛法，死後也依據佛家儀式火化。

個人精進參禪，數度想出家未成，著名的《贊僧詩》，表達了他對出世修道的欣羨。

康熙皇帝玄燁：迎請高僧

出版藏經重振佛教

康熙皇帝在位六十年，將隱於山林的高僧一一延請至京師，使明末以來衰微的佛教，重現生機。

他振興佛教，出版藏經（於康熙五年，即西元一六六六年，開版《續藏》237部、《又續藏》189部，至康熙十五年，全藏始完成），並撥款重修普陀山普濟寺、金山寺、天竺碑文等。

他曾說：“能仁之量，等於好生；佛道之成，關乎民隱。將使般若之門，隨方而啟；仁壽之域，舉世咸登。”自謙弱冠之時，研誦經史，未暇讀覽金經貝葉，尊崇佛教之風，油然可見。

雍正皇帝胤禛：直透三關大禪師

編制禪宗語錄集

雍正自幼喜讀佛典，廣交僧衲，深通佛理，於康熙五十年（1711）在章嘉國師指導下連續禪坐，最後大徹大悟。雍正歷來被公認為中國帝王之中唯一真正親參實悟、直透三關的大禪師。

雍正繼位登基以後，於政務之暇，不惜以九五之尊，躬自升堂講經傳法，自號圓明居士，刊行了最權威的禪宗語錄集——《雍正御選語錄》。

乾隆皇帝弘歷：刻印我國部帙最大的欽定大藏經《龍藏》

乾隆皇帝對佛教最大的貢獻是刻經及翻譯事業的發展。

乾隆三年（西元1738年）完成了我國歷代各版欽定大藏經中部帙最大的《龍藏》，共1600余部7千余卷，工程的浩瀚，古今少見。

乾隆二十二年（西元1757年）作《如來大藏經總目錄》；二十四年，編纂漢、滿、蒙、藏四譯對照的大藏全咒；其後，又以十八年的時間，即自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五年，將漢文大藏經譯成滿州語，對於藏經的刻印有卓著的貢獻。

中國歷史上的盛世，都與帝王護持佛教，以佛法治國有關，而中國佛教也在帝王的鼎力護持下，遍撒菩提種子，開出燦爛的花朵，不僅融入了中國人的生活、思想、文學、藝術、文化、社會等，更影響了現在的韓國、日本、越南等地佛教，形成北傳大乘佛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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