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婉瑩——被遺忘的「上海公主」~

1967年7月，上海。人們發現法國公園外的小水果店裡，突然來了一位年約60歲的女售貨員。這位衣著整潔，身姿優雅的老婦人招呼著來買西瓜、桃子和雞蛋的顧客，舉止儀態總有掩飾不住的得體端莊。

一群群紅衛兵從她身邊衝過。當街一家有名的綢布店老招牌被拉了下來。有人在街當中放了一把火，把招牌扔在火裡燒著了。圍觀的人在喊叫。老婦人默然觀望。她知道他們是在「破四舊」，上海正時興的新潮流。 指指點點後，街坊們漸漸知道了她。「她——就是原來永安百貨郭家四小姐……」

是的，民國時期風靡大上海的名門閨秀郭婉瑩，英文名Daisy，就是她。

永安百貨－－上海標誌性建築

郭婉瑩是澳大利亞的第二代華人，淘金潮時期中國移民的後代。1909年出生於悉尼的她，是家裡第7個孩子，童年在Petersham區度過。

1917年，他的父親郭標（George Kwok Bew）舉家遷往中國定居。一方面是為了逃離澳大利亞當年的白澳政策，另一方面也向往當時上海舉世聞名的現代化生活。

郭標在上海繁華的南京路上開辦了當時最新潮的百貨公司——永安百貨。直到現在，它仍是上海的標誌性建築。

郭婉瑩9歲時，爸爸的永安百貨開業。她記得爸爸的永安大樓有6層高，十分宏偉壯觀，有漂亮華美的櫥窗陳設，夜晚下的霓虹燈流光溢彩。

百貨商店裡，到處是琳琅滿目的歐美進口商品：法國的香水，意大利的時裝、瑞士的鐘表、美國的大電器、英國的家居用品，還有酒館和遊樂場，茶室還有奶油冰淇淋配草莓。

永安百貨開業當日，觀者如堵，整個南京路都為之人滿為患。人們爭先恐後的搶購，原準備賣3個月的貨物在20天內即告售罄。

上海永安公司創始人郭標（郭婉瑩的父親）一家。

家喻戶曉的永安公司與之前的先施，以及之後的新新、大新兩家百貨公司，幾乎成為上海灘十裡洋場的代名詞，代表著高雅、尊貴、時尚、經典，連白領女性們的休閒讀物，甚至都是百貨公司的內刊。

作為貴族千金，郭婉瑩11歲進入美國基督教南衛理公會在上海創辦的一所新式女子學校中西女塾就讀。中西女塾是名副其實的貴族學校，宋氏三姐妹就曾在這裡就讀。

郭婉瑩在這所中西結合的名校裡，學習了音樂、科學，閱讀了許多圖書館裡的英文書報，並培養了終生對體育運動的愛好，還學會了如何做個稱職的宴會女主人。

高傲的上海公主

1928年，19歲的郭婉瑩從中西女塾畢業。像其他名媛一樣，在社交場上嶄露頭角，並定下了一樁門庭般配的婚事，在大上海的流金歲月裡，這位年輕高傲的上海公主正踏在金光大道上，未來的路　看起來錦繡燦爛。

有一天，她的未婚夫送給她美國玻璃絲襪時說：「這襪子真結實，穿一年都不壞。」郭婉瑩覺得不能容忍，「我不能嫁給一個和我談論絲襪結不結實的男子」，她不能容忍沒有趣味的生活。她拒絕了這位富家子弟向自己的求婚，走進了燕京大學主修心理學。

未婚夫從美國回來，用槍指住她逼她回心轉意,她鎮定的回答:「你不殺我，我不會跟你結婚。你殺掉我，我也不可能跟你結婚了。」

在永安公司又新建一棟22層永安新廈的第二年，25歲的郭婉瑩嫁給一位和她情趣相投的男子吳毓驤。吳毓驤19歲時考上庚子賠款的公費留學生，到清華大學的留美預備部讀書，後又被送到麻省理工學院，主修電機工程，輔修工商管理。

吳毓驤是福州林則徐家的後代，到他時，已經是清寒的書香門第。人們都說他高攀了郭家四小姐。

25歲的郭婉瑩嫁給一位和她情趣相投的男子吳毓驤。

兩年後，她與朋友合夥在靜安寺路國際飯店裡，創辦了「霓裳新裝社」，專為上流社會名媛淑麗設計、定製具有中國元素的高級成衣。她在國際飯店定期舉辦茶會，讓太太小姐們可以邊品茶邊觀看服裝模特們展示的各種華服。

這個時髦高檔的「霓裳新裝社」，她做得有聲有色。 然而這時，日本人的戰火已經逼近了上海。

戰火下的生活

不久，一架架日本飛機飛到了上海上空，丟下了炸彈。人們亂鬨鬨逃離上海躲避戰火。錦霓新裝社關門了，郭婉瑩失去了她喜愛的工作。她懷著身孕離開上海暫避香港，在孩子要出生之前又回到上海。

日本人炸了他丈夫的牛奶廠，她的丈夫也失業了。 他們的女兒靜姝在1938年出生。當孩子3歲時，她出家門去工作，為雜誌拉廣告，補貼家用。

太太小姐圈子裡議論紛紛，這驕傲的郭家四小姐千挑萬選，還是嫁錯了人，落得自己出去拋頭露面。她聽了倒也並不在意。

1943年的中國大地，砲火隆隆。34歲的郭婉瑩難產生下了兒子中正。 兩年後，日本投降。熬過了戰爭，一直事業不順的吳毓驤終於時來運轉，進入國家敵產管理局工作，負責管理德國人在滬的資產。

郭婉瑩一家。

吳家的日子又一天天豐實起來。郭婉瑩重新過上富足的少奶奶生活，她還養了一條漂亮的德國種大狗。 吳家的女傭叫金花，做茶房的是一個叫松林的男孩子。松林有時不小心打碎了碗，金花就向少奶奶告狀。

當著金花的面，少奶奶郭婉瑩說，要是碗都是不會碎的，還要碗鋪子幹什麼呢？等到沒人的時候，郭婉瑩叫住松林，囑咐道，下次不要一次拿太多碗，小心一點。

「少奶是好人。」松林50年後這樣說。 在當時去過他家的晚輩日後的回憶中，吳家清一色的福州紅木家具，總是擦的雪亮。客廳的聖誕樹高到天花板。吳家廚子做的福州菜很棒。少奶奶做的冰淇淋，上面還灑著核桃碎。

1947年，吳毓驤終於開辦了自己的公司興華科學儀器行，在國際貿易上站穩了腳。郭婉瑩把女兒送到一個白俄芭蕾舞演員在上海開的私人學校裡，學習芭蕾舞。她還和幾個朋友請了一位俄國宮廷糕點師來家裡，教她們做俄式蛋糕。

共產黨來了 意味什麼？

1949年，吳毓驤的事業正蒸蒸日上。共產黨來了，建立了政權。上海的富豪們紛紛遠走他鄉。郭家親人大都移居海外。郭婉瑩和波麗，是郭家留下來的唯一一對姐妹。

躊躇滿志的吳毓驤送親戚離開大陸時說：「日本人在上海時，上海人照樣過好日子，共產黨更沒什麼好怕的了。」他哪裡知道，自己看走了眼睛。

因為興華科學儀器行的生意，郭婉瑩開始常常陪丈夫到香港去。在她的記憶裡，那些年沒有很大區別，只是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驟然變成了共產黨的五星紅旗，對於旗幟的轉換，他們從來都是埋頭做生意，本來也不那麼注意。

1951年，他們在上海和香港之間來來往往。直到有一天，他們去香港的申請不再被批准。他們仍然天真的想，不去就不去了，總之，日子還是要過的，生意還是要做的。 緊接著，政府開始控制外貿生意，女人穿戴的時髦玩藝兒也一同被管了起來。

風聲越來越緊了。 郭婉瑩不再穿美國玻璃絲襪和旗袍，換上的是正正經經的布製人民裝和褲子。客廳的大聖誕樹早已被毛澤東畫像取而代之。 波麗也成了驚弓之鳥，因為少女時代的她曾和宋美齡是閨中好友。

終於，1956年，吳毓驤的公司正式與國家合營，後來證明其實就是充了公。那一年留守上海的永安公司也被強行進行公私合營，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曾經紅極一時的永安只能勉強慘澹維持。

吳毓驤隨後被派去參加上海工商界政治學校學習，他還毫不知情的對共產黨「大鳴大放」。 1957年共產黨收回了它的話，反右運動開始。

有一天，吳毓驤翻看報紙，赫然在右派名單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很快，他被革去職位，開始幹清潔工。他回家來，向傭人學怎麼將拖把擰乾。郭婉瑩也被送到資本家學習班去洗腦。

在這裡，她第一次學會怎麼用鎚子把大石頭砸成一塊塊的小石子，送去修路用，「支援國家社會主義建設」。開始她不懂，後來，她知道在砸石頭的時候一定要戴厚手套。

到了這一天，夫婦倆才真正明白過來。共產黨來了，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麼。可是，總還有什麼是他們未曾想到的。

未曾想到的生離死別

1958年3月15日，郭婉瑩在洗腦班上接到通知說，公安局的人正在家裡等她，要她立刻回家。果然有兩個警察在家裡等她。他們是通知她，吳毓驤已經被捕，罪名為「通敵賣國，侵吞國家財產」，並要她把丈夫要用的簡單行李送到思南路的看守所。那些可以送去的東西，包括衣服、被子、毛巾和草紙，但不可以送牙膏牙刷，怕牙膏裡藏毒藥，牙刷的硬柄會用於自殺。

郭婉瑩幾乎驚倒。她顫著手為丈夫收拾包裹，和兒子一起準備送到第一看守所。離家前，突然電話鈴炸響。郭婉瑩接了電話，這是一個匿名電話，陌生人告訴她，她丈夫的汽車停在九江路上。

當時所有的資本家都已把私家汽車鎖在自家車庫裡，改雇三輪車上班。唯有吳毓驤，每天開著自家的福特汽車去，就是直接去廁所取拖把做清潔，他也要開了車去。

郭婉瑩和兒子提著包裹找到看守所。警察接過包裹，發給她和兒子中正一個號碼：1675。吳毓驤已經不存在了，他成了一個號碼，直到三年後他在提籃橋監獄醫院去世，他一直叫1675。

送完包裹，郭婉瑩和中正在九江路找到那輛黑色福特車，將它開回了家。福特車掠過南京路相去不遠的永安百貨，郭婉瑩握緊方向盤，她知道這棟大樓已經離她越來越遙遠了。

回到家，她默默把車泊進車庫，熄了火，再沒有去碰它，直到它被政府沒收。 臨近家門的時候，15歲的中正在後面叫住她，說：「媽咪，今天我長大了。」這個少年因為自己的名字在學校被人批判和嘲笑，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忠政，「忠於政府」。

後來，常常是中正每月一次，代替無法出來送東西的媽媽，為關在這裡的爹爹送了整整三年的東西，每次他都耐心的眼巴巴的看著警察將家裡東西送進門去，再返回來，他會帶回一張紙片，上面有爹爹寫的自己的號碼，表示東西已收到，也就是說，爹爹還活著。這位少年把這張小紙片攥在手心裡，走回家。

吳毓驤每次都要家裡帶棉線去，郭婉瑩不知有何用。直到丈夫去世，她從關押地取回遺物，才發現丈夫所有衣服上的扣子都被人剪掉。他只好將棉線搓成小繩子，代替扣子。

吳毓驤被捕後，已經進入北京中央芭蕾舞團的女兒找了一個演出的空檔回到上海的家。她的家已經空蕩蕩了。父親不在了，茶房松林也走了，當了工人。唯一欣喜的是，她發現弟弟長高了。

在丈夫被逮捕後，郭婉瑩被發配到上海東北部遠離市區的外貿農場勞動改造，她在那裡餵豬。冬天，她被派到南碼頭的外貿出口倉庫裡，去剝大白菜被凍壞的菜皮。剝淨的白菜從這裡出口去香港。那是她家許多親人現在居住的地方。每天工作結束，她的雙手已經完全凍僵。自此，她的十指逐漸變形僵硬。

不過，她已經顧不得了。她必須每天早上5點起來趕路，7點到農場幹活，晚上要等參加完政治學習，10點才能上路回家。回到家，中正常常早已睡熟了。

只有一次，中正被媽媽叫醒。睜開睡眼，他看到她的笑臉，她的鬢髮已經白了，粗硬的手掌上正捧著一隻舊紙盒，她熱切的打開盒子，裡面是一隻小雞，毛線團一樣，暖絨絨。

1961年，吳毓驤在提籃橋上海監獄醫院突然去世。郭婉瑩被通知可以在火化之前，去監獄醫院的停屍房最後看丈夫一眼。郭婉瑩問他們，為什麼不在丈夫還活著時，讓她看他。回答是，一時不知道你在哪裡。敷衍潦草的應付，郭婉瑩心寒至極。

那三年裡，每個月他們都去送東西，而她一直在外貿系統的農場裡勞動改造。中正高中畢業後，因為父親的問題，沒有大學錄取他。

他倆來到監獄醫院，在一個小房間裡，他們看到了停放屍體的窄床，1675躺在上面，整個身子都抽巴了，以至於郭婉瑩覺得，他的頭像插在筷子上的蘋果，他看上去好像是餓死的一樣。

中正沒有哭，他只是覺得冷。郭婉瑩把自己的手絹蓋在丈夫臉上，就帶著中正回家了。她也沒有哭。

幾天後，她取回了丈夫的骨灰盒和遺物。當丈夫的骨灰回到家，郭婉瑩痛惜難抑，伏在骨灰盒上，哭著說了一聲，「活的長短沒什麼，只是浪費了你三年的生命啊！」

鴨圈棚裡的生活

丈夫死後兩年，她被發配到青浦鄉下，砌牆餵豬，勞動改造。八個女人擠在原是鴨圈的棚子間，連翻身都不能。睡覺時，先把稻草鋪在爛泥地上，再把各自的鋪蓋鋪在稻草上。到了早上，身下的東西皆濕。

鄉下廁所靠近一條小河。郭婉瑩剛去時，刷牙洗臉，不知從哪裡取水。別人告訴她去取河水，村裡人都這樣。郭婉瑩拿著牙刷牙膏來到河岸上，看到人們在河邊忙忙活活，洗衣服、洗菜。

讓她大吃一驚的是，還有人在上游洗他們的木製馬桶。郭婉瑩拿著牙刷牙膏，又回來了，一連三天，沒有刷牙洗臉。後來有人告訴她，她們每天喝的水也是從那條河裡打上來的，只不過放一些明礬在裡面消毒。

青浦勞改地要挖魚塘，別人不相信她能堅持下來，她不僅堅持下來了，還完成了指標。

丈夫判罪 家被抄光

後來，她接到通知，要求她馬上回上海，公安局找她。 回到上海的家中，她從警察手裡接到了丈夫的判決書，含冤死去的吳毓驤被判現行反革命。

作為反革命妻子的她必須為丈夫的罪行還清6萬4千美金和13萬人民幣的巨額債務。聽到這些，年過半百的她緊閉雙眼，沒有掉淚。

隨後是徹底抄家，所有家產，連同她的首飾衣服，床單瓷器，甚至當年的婚紗，一一被估價，運走，全部充公。 親手挖過魚塘的她安慰自己的孩子不要擔心，「沒有什麼是媽媽做不到的，也沒有什麼能嚇住媽媽。」

那時，中正已經趁政策鬆動的空隙，上了同濟大學，女兒靜姝因為家庭關係，整個芭蕾舞團出國演出，就留下她和幾個家庭背景不好的演員不能去。

在調離農場後，郭婉瑩又被調到外貿職工業餘大學去教英文。四清運動轟轟烈烈在業餘大學展開，她理所當然又成了靶子。全校停課開長會，每個老師都要發言批判她的罪行，哪怕是從來不認識的老師。

有一次，學校召開批判大會，讓她站在中間，人們輪流站起來發言批她。也許他們譴責她的那些事過於充滿想像力，以至於郭婉瑩自己都想笑出來。

她的工資一下降為24元，掰手指頭算算，除去同濟大學兒子每月的15元生活費，和自己一個月3元的上下班交通月票，只剩下6元錢，還不夠她吃飯。

她不吃早餐，在學校食堂吃最便宜的午餐，可她實在忍受不了再在紅衛兵的叫喊聲中吃食堂的晚餐，她去了波麗家吃晚餐，很快就被紅衛兵發現，說她們是搞地下串聯。

她不再被允許去波麗家，只能去找最便宜的小吃店。她曾買過8分錢一碗的陽春麵。那時，她家裡的僕人已都遣散了。

文革風暴 遭掃地出門

在永安百貨1966年舊牌被砸掉，徹底更名為「國營東方紅百貨商店」的那一年冬天，郭婉瑩和上大學的中正被紅衛兵掃地出門，連冬天的衣服也沒帶全。

他們蝸居在6平米的小房子裡，與另外兩家人合用廁所。當他們把幾件被允許帶出來的家具搬到亭子間裡，發現屋頂還是漏的。

這一年的冬天異常寒冷。早上，她醒來時，常常發現自己的臉上結著冰霜。然而在這貧民窟的煤球爐子上，她仔細的用一隻被煤煙燻黑的鋁鍋，烤出了還有彼得堡風味的蛋糕。

1966年11月上海永安公司舊牌被砸掉。

1967年1月，她得知郭家在上海郊區的墓地已被紅衛兵搗毀，自己父母親的銅棺被撬開，墓碑被敲掉，連丈夫的骨灰盒也不知所蹤。

在失去所有的珍愛，失去她的家，失去她的丈夫和他的骨灰，連同她的尊嚴後，她已經一貧如洗。

而接下來的一幕幕，更讓她觸目驚心。她看到波麗家被抄，看到被紅衛兵毆打過的波麗臉上、手上的淤青。

兒子中正在同濟大學突然被認定為反動學生，被學校強行關押隔離。

1969年，60歲的她被發配到崇明島上的東風農場勞動改造。這是她第二次離開自己的家，去勞改地勞動。

她每天要清洗盛滿糞水的馬桶，把沉重的沒有把手的木製馬桶抬到糞池邊倒掉，然後把它搬到小河邊洗乾淨，再搬回宿舍。

她每天去挖河泥。常常早上5點出工，沒有早飯吃。她已經老了，沒有力氣下去挖河泥，於是被安排去照看大灶，為工人們燒開水。

她小心翼翼的燒爐火，突然火滅了，她馬上探頭查看爐子，這時從煙囪裡吹下風來，爐裡的柴突然又燒起來，她的臉上一下子布滿黑灰，半邊的頭髮和眼睫毛都被燒掉了。 1971年，郭婉瑩退休，得以從崇明農場回來。

永安百貨再變臉 她還是她

1976年文革結束，隔年，她被請到上海矽酸鹽研究所，為所裡的專業人員上英文課。 這時的上海開始逐漸恢復和國外的貿易聯繫。1982年，郭婉瑩被請到諮詢公司擔任商務信函顧問。

80年代，郭婉瑩飛去美國探親，還去了新加坡，看望了自己丈夫家族的親人。 1987年，澳大利亞重開駐上海總領館，郭婉瑩開始協助領館的工作人員翻譯文件、教中文，並擔任中澳關係史顧問。

這時的永安百貨像變臉一樣，又更名為華聯商廈。不過，它的更名早已和她沒有關係了。就連流連在記憶裡的家，都已經難覓蹤跡了，更何況父親生前的這座樓呢。

她的孫女說，奶奶真的是不同的，她不像別的老太太那樣站成一堆說閒話，從來不像老人那樣不注意自己的美。奶奶是一個吸引人的女子，總讓人喜歡看她。後來，業餘大學又請她回去，每星期為英文口語課錄音。中正反對。可是，她還是回去了。

文革後，做過吳家茶房的松林又回到了上海，輾轉找到了她家。這時的他已是一個頭髮花白的老工人。以後，他常常去她那兒，幫她收拾家，搬搬東西，就像自家人一樣。

郭婉瑩的子女全部去了海外，他們多次要求郭婉瑩過去與他們同住，她拒絕了，留在上海。在上海一個沒有暖氣、沒有空調的房間裡，默默地過著自己的日子。她堅持一個人獨立生活，並以精緻的妝容見人，安詳、體面，乾淨。直到她離世的最後時刻。松林一直在照顧她。

有一天，她想吃小餛飩，讓松林去買。松林說外面肉餡太髒，還是買肉回來自己做乾淨的。郭婉瑩嘆了一句，我早就不是從前的少奶了啊。等松林做好了小餛飩。她已經沒有胃口吃了。 1998年9月24日，近90歲的郭婉瑩去世。

「去世的時候，她一定是難過的，因為我為她洗臉的時候，擦到了她的眼淚。」松林說。

1990年，郭婉瑩在去世前幾年，曾經回到了闊別70多年的澳大利亞，並在那裡度過了她的81歲生日。她去看了她8歲時離開的老房子，依稀還記得在離開前，她對小朋友們說，爹爹要帶著全家到一個叫「上海」的中國餐館吃飯。

上海，對那個穿著蕾絲裙子，有著恬靜額頭的小姑娘，是多麼遙遠啊。 這一次，在澳洲政府特別舉行的儀式上，她被給予遲了近一個世紀的澳大利亞公民身分，然而一切都已經物是人非了。

縱觀郭婉瑩的一生，不因出身富貴而嬌，不因生活苦難而亂，安靜從容；儘管年華逝去，財富散盡，刻進骨子裡的優雅高貴卻是時間帶不走抹不掉，超脫人世間。

歲月流轉，該逝去的已經逝去了，包括青春和夢想，連嘆息聲都遙遠了。可是該留下來的應該留下來，比如沉思和清醒。紅朝的大幕搖搖欲墜，即將落下，看客如我們，看走眼睛的，還有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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