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合 2017/09/26 擋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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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上，植物是給予者，動物是消費者。而人，作為動物中的動物、猛獸中的猛獸，乃地球史上最大的食客。

　　在超市，將包裝精美的五谷雜糧一件件往購物筐裡填時，忽然蹦出個念頭：我竟然從不種植，一輩子只當終端消費者，一輩子如《詩經》裡所說的那樣“不稼不穡”，這不奇怪嗎？城裡人竟然從不生產，只顧埋頭大吃大喝。恐怕沒有一個時代像今天這樣，某樣東西的消費者和它的生產源竟相距如此遙遠、隔離得如此徹底。這種冷漠、這種斷裂和絕緣、這種老死不相往來，亙古未有。即便一個古代宰相甚至君王，也不會讓該邏輯成立。

　　如今的城市孩子，誰見過真正的莊稼？嚼黃瓜者有多少人見過秧架上的黃瓜？吃山藥者有誰見它被從地裡挖出來？誰清楚蒜薹和萵筍藏身的地方？朋友的孩子被帶往鄉下探親，在村口迎面撞上一頭豬，幼兒嚇得哇哇大哭。朋友哄勸：“那不就是動畫片裡的豬寶寶嗎？”孩子拼命搖頭：“這不是豬，是熊。”

　　奧爾多·利奧波德的《沙鄉年鑑》，乃我的床頭書之一。他說：“倘使你沒有一塊農田，你將面臨兩個精神上的危險：一是以為早餐來自雜貨店，一是以為暖氣來自暖氣爐。”此話早已應驗了。在如今的孩子眼裡，一切都是現成的，一切按流程和說明書來走，世界本來即安裝好的這個樣子：自來水屬於自來水管，燃氣屬於燃氣灶，熱水屬於熱水器，微波爐屬於電插孔，蔬菜瓜果屬於超市……我聽到過兩則對話——孩子：“將來我要掙好多好多的錢！”媽媽：“為什麼呢？”孩子：“沒有錢，人會餓死啊！”媽媽：“不會吧？你可以自己種東西吃的啊！”孩子不解。孩子：“媽媽，春天來了嗎？”媽媽：“還沒呢。”孩子：“春天來了，電視會告訴我們，是嗎？”媽媽愣住。我不敢笑，孩子是無辜的。對他來說，食物的制造者確實是錢，也只和錢發生關系;他的季節信息，確實來自天氣預報，而非自己的感官。他的雙腳，恐怕從未踏上過泥土，大自然的體溫和變化，他怎麼能察覺呢？

　　“身體和精神都染了病的人，快去做五六年農夫吧。”這是亞米契斯在《愛的教育》中的話，我深以為是。人一生必須吃點親手種植的東西，必須嘗試一點田野勞作。“勞動”，這個偉大的詞，我覺得唯有農耕才配得上，現代語境下的種種“工作”與“上班”——都不應爭奪和染指這份榮譽。農耕是最朴素、最基礎、最簡易的活命方法，與天地共棲，與日月同輝。一個人，即使沒書報、沒音樂、沒電腦，但只要有一捧種子和一柄鍁，就能活下去。同時，農耕也最誠實、最無欺，在所有生計行當中，其付出與回報、汗水與果實，最有可能成正比——簡言之，它的邏輯最明晰，最能體現命運的公正和積極。所以，人要永遠向農業致敬，它應第一個被感恩戴德。

　　“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陶淵明《歸園田居》）古代文人歷來崇尚手腳和大腦之雙重投入，在詩詞的花蕊下，總閃爍著泥土的芬芳。

　　“四體不勤，五谷不分”，這是孔子平生遭遇的最嚴厲的嘲諷。親近農田，熟悉莊稼，這是人之本分。當離這個本分越來越遠時，我感到不安、惶恐，我覺得自己是個不健全的人。即使現代分工給了足夠的辯解，但無論如何，消費與生產不該如此隔絕。

　　一輩子守著消費終端，懶得向另一頭走半步，我覺得這樣的人生鏈條是殘缺的、不健康的，它一定違反了某種倫理。別忘了，人曾是曠野的一部分，雖然肉體掙脫了出來，但靈魂不該背叛。我們至少要常回過頭去，深情而感激地望它一眼——古老的農田，古老的莊稼，古老的人生。否則，我們的身體和精神一定會染病。

　　一件事，發生在我身上。那晚，搬進新宅的頭幾個晚上，在新家具和裝修氣味的包圍中，我焦躁不安，不停踱步，不停跑到陽台上深呼吸，我知道自己的內心發生了嚴重騷亂，可想不出如何平息。後來，望著一只空花盆，我明白了：我在思念農田！我需要改變這個空間的生態，改變它的成分和氣息，改變它的“場”！我需要扶植一個親信，一個靈魂上的親信，與我為伍，一起稀釋、對抗這屋子裡的化學和工業氣息。

　　我突然極想干件事——親手將一粒叫“種子”的東西埋進泥土，凝視它發芽、吐葉、分蘗……我的意思不是修飾這個房間，它不應是觀賞類花草，而應是極實用和朴素的植物，有“莊稼”和“農業”的品質，比如茄子、黃瓜、西紅柿。我只要一株就夠了，一個親信即能讓我堅定、強大起來。這欲望從黃昏開始泛濫，到深夜，愈演愈烈。我等不及，我無法忍受這個沒有播種、沒有萌芽、沒有改變的夜，我撐不到天亮。有盆，有殘土，可到哪兒去弄種子呢？真正的“農業”種子。

　　我困獸般踱步。突然目光裡閃出一樣東西，一袋辣椒，從超市買的。有了，有種子了。我開始行動，像做一件偉大的事。等一勺水澆下，泥土變濕了，花盆成了一位母親，她懷孕了。夜，和剛才截然不同了。黑暗中，有一束微光，有一粒叫“大自然”的胚芽，它在閃爍;一微米的心髒，在跳動。這個鋼筋混凝土的空間裡，突然來了種小小的、異己的能量。這個原本一切物件（包括我）都正被一秒秒損耗、老化，做著物理“減法”的場地上，突然有了一股反方向的力——“生長”和“加法”……這多麼令人鼓舞！

　　有位“文革”中坐過牢的前輩告訴我，那時每天最幸福的事，即扒著窗戶，專注地看牆外的一棵樹，就一棵。你會看出它時時刻刻在變，也只有看出這種變，它才對你有用，才讓你的目光有所安置，心思有處盛放……不同季節的樹不一樣，每個時辰的它也不同;偶有鳥兒落於其上，那就像過節了;夏天，夏天最妙，你不僅能聽，還能用肉眼從枝葉中搜到幾只蟬和蟬蛻;冬天最難熬，樹禿了，就關心起枝丫和樹疤，關心枯葉在風中的舞動。不幸的是，落葉總是很快被人掃走……他說，若沒那棵樹，自己會瘋掉的。

　　是大自然的某種“生長”，救了他的神經;是鐵窗外的某種“活著”，讓他活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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