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深圳 30年豬羊變色的故事

深圳的GDP連續四年打敗台灣。（記者陳曼儂攝）

2016年深圳財政收入7900億元人民幣，年增9.1%，台灣2015年財政收入2兆6623億元新台幣，折合人民幣約5740億元，深圳財政收入規模是台灣的1.4倍。其實，不只財政收入驚人，深圳GDP將近2兆人民幣，極可能在今年超越香港。為什麼一個面積只有台灣1/20、人口是台灣一半的城市，發展能夠如此快速，財政收入如此驚人，主政者的強烈企圖心是關鍵所在。

1980年深圳、汕頭、珠海、廈門，同時成為改革先鋒的第一批經濟特區，憑藉兩免三減半、再投資退稅、出口企業減半徵收等租稅優惠，大量吸引三來一補與三資企業前往投資設廠，同時帶動特區經濟與產業發展。30多年過去，深圳躍升為大陸首屈一指的新興科技重鎮，汕頭與珠海卻逐漸沒落。同為副省級城市的廈門發展不差，但GDP不到深圳2成。

深圳早於1990年代初期，即提出以高新技術導向為主的產業升級策略，並藉由各式各樣的租稅補貼與獎勵措施，大量培植優秀且願意創新的民營企業，成功踏出創新轉型的第一步。如今深圳有超過350家上市企業，其中不乏像騰訊、華為、大疆、中興科技與比亞迪等世界知名的高科技廠商。甚至連蘋果、微軟、惠普及西門子等全球數一數二的外資企業，都選擇在深圳設立研發中心或營運據點。

全球500大企業中，就有275家在深圳設立總部。更不用說，在大陸擁有超過百萬員工的鴻海，早已在深圳深耕許久。深圳散發出的創新能量與氛圍，匯集全球新創企業的目光，同時也吸引優秀的科技與技術人才進駐，貢獻出高速經濟增長與財政收入。

深圳清楚驗證了供給面經濟學派的理論，減稅降費可以刺激消費與投資，同時也可提高勞動供給誘因，最終帶動經濟成長並讓稅收總額提升，這是標準的養雞生蛋哲學。前期雖然需要耗費一定成本，也可能造成稅收減損，但當產業發展起來，後期的利潤與附加價值，絕對足以覆蓋前期的投入成本與稅損。簡單來說，當企業與人民嗅得到商機、賺得到大錢時，就沒有人在乎被課多少稅。這也是深圳財稅負擔這麼重，卻還是可以吸引無數企業與新創產業爭相湧入。

相較之下，近年來台灣經濟政策與產業發展政策，在朝野對立與口號治國氛圍下，始終無法與租稅政策好好搭配，難以發揮振衰起敝的作用，經濟發展對比深圳當然明顯失色。特別是近年租稅負擔率持續下降，政府卻怕降稅後投資還是起不來，不敢大幅降稅刺激投資，政府缺錢又不敢擴大投資，經濟陷入惡性循環。加上民粹氛圍及環保意識抬頭等因素，五缺問題更形嚴重，造成民間投資長期低迷不振，對稅收的貢獻就跟著低弱。

這令人不禁想起蔣經國時代，十大建設誘發乘數效果，飽受石油危機摧殘的民間投資意願重新站了起來，政府同時依據經濟長期發展需要，推出十年經濟建設計畫，全面加強技術發展與加速產業升級轉型，徹底讓台灣從勞力密集產業順利過渡到資本與技術密集產業，也奠定台灣經濟高速成長的基礎，連帶讓財政收入長年豐收、國庫飽滿，歲入淨額佔GDP比重在那20多年間，始終維持20%以上的高水準。而這些，其實就是深圳現在的進行式。

但民進黨政府沒有這樣的魄力與格局，不敢大膽使用租稅政策，也沒有能力帶動民間投資，只敢便宜行事編列赤字特別預算，操作易綁樁的公共投資。在經濟動能不足的情勢下，公共投資反而會對民間投資產生排擠效果，不但無法發揮乘數效果，反讓民間投資更萎縮。爭議不休的8800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不就如此。　至於「創新、就業、分配」三大經濟政策主軸，創新非一蹴可幾，沒有共識的政黨交互執政，互相否定對方的政策、毀棄對方的建設，創新政策能否開花結果，難以令人期待。公平的就業與分配，明顯是不想養雞只要生蛋。台灣經濟短期隨著國際及大陸還可以維持2%的成長，中長期實難樂觀。

曾經被台灣鄙視的深圳，已經從山寨重鎮蛻變為創新之城，台灣卻依舊停留在代工製造模式。一來一往，高下立判。可怕的是，主政者還不願正視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對於台灣的投資與產業升級轉型，始終還是口水多於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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