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再遭恐袭，欧洲可能永无宁日

樂會的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22人死亡，59人受傷，死者中包括兒童。不少人仍在失蹤中，社交媒體上的尋人帖子還在持續增加。爆炸發生時，美國歌手愛莉安娜•格蘭德的演出剛剛結束，觀眾正在離場。她的粉絲中，大多數是十幾歲的少女。

大曼徹斯特警察局局長伊恩·霍普金斯證實，恐怖襲擊為自殺式炸彈襲擊，襲擊者當場死亡；就在北京時間今天下午，該市一購物中心再度發生爆炸；隨後，ISIS宣稱對此前的體育場爆炸事件負責。

曾經的“安全港”英國，再次被恐怖主義的陰雲籠罩。

頻發

“到處都是死傷者。我真的不知道我們是怎麼活下來的。”

“大家已經開始離場，突然響起巨大的爆炸聲。所有人都開始尖叫。人們驚恐萬分。你出不去，因為到處是擁擠的人群。”

“這是一次巨大的爆炸——胸腔裡都能感覺到震動。現場非常混亂。人們慌不擇路、尖叫著，只想逃出去。”

幸存者的描述，讓人想起2015年的巴黎事件。那一次喪生的130人中，有許多是在音樂廳中被恐怖分子屠殺。而上一次英國遭受如此規模的襲擊，還要追溯到2005年的倫敦地鐵巴士爆炸案，當時死亡52人。

作為島國，地理上的獨立優勢和非申根國家的簽證政策，讓英國能夠在很多年間遠離恐襲。但從3月到現在，兩個月時間，英國已經發生兩起暴恐案件。這讓英國的“安全港”自豪感搖搖欲墜。

從2005到2017，安全局勢的最大扭轉，在於ISIS的崛起。即便是戒備森嚴、不太容易實現大規模襲擊，但單打獨斗式的“獨狼式”恐襲，卻成了IS的新寵。

實際上，2014年，英國內政部就把本國面臨的國際恐怖襲擊威脅級別提高到了“嚴峻”，是英國五個威脅等級中僅次於“危急”的第二級，這意味著據信有很大可能會遭遇襲擊。

更耐人尋味的是兩次暴恐選擇的時機——3月底的那次，是英國脫歐前夕；這一次，則趕在英國6月大選之前。恐怖分子制造恐怖的政治意味和“嗅覺”，也變得越來越“職業”了。當然，他們從來就是有政治訴求的。

影響

雖然事件仍未落幕，調查仍在持續，但造成的影響已經顯而易見。

就目前來看，恐襲一定會給英國的選民帶來分化與極端化，可能有利於支持脫歐的政黨。畢竟當初英國脫歐，一個訴求就是減少難民湧入，避免恐怖分子夾雜在難民中進入英國。

堅持脫歐主張的人認為，歐盟的難民政策和“人口自由流動”，使得英國無法確保自己的安全，幸虧當時英國堅持針對歐洲大陸來往人口進行邊檢，才讓恐怖分子沒法輕易進出，暫時保證了自己安全。這次事件之後，“脫離歐盟更安全”的觀點可能會看起來更有說服力。

但就目前看，“孤立”政策對防范恐襲並沒有十足的療效，反倒可能激發英國國內的社會矛盾。

在當下態勢下，選民一方是支持重回歐洲，一方是支持孤立主義與民粹主義。可以說，此次事件之後，右翼政黨將會受到歡迎，民粹主義的情緒反而助長伊斯蘭情緒在英國的蔓延，這將會陷入報復與反報復的惡性循環中。

這是因為，恐怖襲擊不是孤立事件，它涉及外交政策，也涉及國內治理。

治理

國內的治理，恐怕是未來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各國，都需要面臨的棘手難題。

從英國看，盡管其在難民接受額度上沒有強制性的約束，但過度的孤立，會激發生活在英國的外籍民眾的反抗情緒。新移民如何融入英國社會，是擺在英國政府面前的重要問題。當一個人融入到群體中，如果經濟能力差或者沒有相應的經濟利益，又沒有相應的被重視感，那麼他們很容易會反對這個社會。如果對比法國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外來人口增長和宗教變化，以及近年來遭受恐襲的頻率，就可以看到此間的相關聯性。

所以，英國既需要從經濟上提升民眾的獲得感，又要從社會文化上削減民眾的被剝奪感與排斥感，從而確保英國本島的安全。再往深了說，則是英國包括歐洲在內，如何治理日益多元的現代社會。因為若沒有多元一體思想作為指導，而讓多元佔主導，社會就容易亂。

外交政策的關聯度則更顯著。英國目前倡導的是“價值觀外交”，推行民主，用軍事手段來打擊恐怖主義，但很顯然，這並沒有發展出西方想象的民主政權。在英美等西方國家外交政策干預下所產生的失敗國家，如敘利亞，沒有擁有足夠的治理能力，結果導致流民大量出現，形成國際難民。而當這些難民湧入英國，又構成了英國國內的不確定因素。

這不僅英國的問題，也是整個西方國家的通病。用一位難民的話來說，“你們今天面對的，正是我們在敘利亞的生活”。

所以，歐洲真正要做的，是努力改變提升周邊地區構架的治理能力，提高該地區國家的制度韌勁，緩解西亞北非地區碎片化的地緣政治，降低威脅的外溢效應。

根本

英國、法國、比利時……這幾年，歐洲發生的恐襲事件委實不少。如果加上德國等地因為難民湧入而產生的治安和社會問題，就更多了。面對這樣的局勢，人們當然要團結起來、通力合作，但僅靠“協同反恐”，恐怕也不一定能根本解決問題。

早在互聯網剛剛興起的時候，美國的反恐研究者就發現，借助網絡，新時代的恐怖主義組織出現了一種“分層制”的特點。換句話說，一些恐怖分子並不是自己去謀劃組織和策動襲擊，只是借助網絡將其“分享”給下線，鼓勵下線去發動襲擊。這種模式一方面使執法機關難以跟蹤監控，另一方面會出現許多毫無預兆的“獨狼”式襲擊。

所以說，國際合作是打擊恐怖主義必須之舉，但也不過是一種“治標”之策。若真的想“治本”，就必須消除孳生恐怖主義的社會原因，否則只會揚湯止沸。

如果我們好好回顧一下冷戰後恐怖主義興起的歷史，就會發現，某些地區和群體成為恐怖主義高發區是有深刻原因的。西方國家的一些政策使世界上一些特定地區集聚了相當一批對未來絕望、憤怒的人群。這些人群在極端宗教思想的策動下，很容易將自己的絕望、憤怒，延伸到對整個現代社會的怨恨。

9·11之後，美國社會感到困惑：“他們為什麼這麼恨我們？”，可是很不幸，小布什總統采取了“以暴易暴”的方式。“大中東民主計劃”和“茉莉hua革命”的直接後果，就是打碎了中東地區原本可以遏制恐怖主義的一些勢力，制造了更多絕望的人。

看起來，西方國家從政治上消除了對手，但是在科技高度發達和經濟全球化的現代社會，他們根本擺脫不了自己制造的苦果。問題的根源在於，一些西方政治人物對於自身政治制度和文明有一種盲目的傲慢。

雖然島叔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但也不由得想起基督教的教義中，定義人有“七宗罪”，其中一條就是“傲慢”，西方政治人物這種自封“山巔之城”的心理是不是正好符合呢？顯然，這次英國發生的恐襲不會是最後一次，歐洲社會還將在擔驚受怕中繼續與恐怖主義周旋。只不過，這種恐懼如果還是建立在仇恨和偏見上，歐洲恐將永無寧日。

畢竟，如果恐襲成為常態化，精英或者政黨選舉的眼光只是放在眼前，那麼恐襲之後更多是帶來政策上的危機管理。如果英國在內的歐洲國家無法應對體制上的失靈，合法性與有效性將繼續受到挑戰，再加上如果歐洲精英階層缺乏世界眼光與大國擔當，無法應對天下大勢，那社會更加失范，政治也將更加失序。恐襲的陰影，就將會繼續籠罩在英國及歐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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