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女死刑犯槍決前的最後一夜，槍決時竟嚇到失禁...

一些罪大惡極的罪犯在自己即將面臨死亡心態又會是怎樣的呢？她們的最後一夜又將怎樣度過？等待是煎熬的，行刑前將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緊張與恐懼。但對於這些已刑犯來說，面對死亡一分一少的呼吸都是如此的珍貴。

雖然死刑犯早就想到有這一步，但是當在面對時卻又如何能淡定對待？記者記錄死刑犯最後一夜極具心靈衝擊，有錯就要懲罰，其中不乏一些年輕人。直到要死的那一刻都覺得一切都來得太快。

女死刑犯最後一夜

死刑犯，是一個特殊的群體，面臨死亡，死刑犯的斷頭餐以及死刑犯的最後一夜如何度過，行刑前的5個小時又該怎樣去過，這些對於他們來說意義重大，生命的最後，哪怕是呼吸，都是極其珍貴的。

女死刑犯最後一夜

艾弘（化名）曾因故意殺人案被判處死刑，7月11日這一天，是她生命的最後日子，而鏡頭也記錄了她在最後時刻的點點滴滴。

女死刑犯最後一夜

在經歷了人生的最後一夜後，艾弘於第二天（7月11日）早上6點起床，與往常一樣，她整理內務，自由活動。由於已經經歷了最痛苦的折磨時期，死亡對於艾弘來說已經釋然了，相反她希望自己的最後一天早早到來。

知道艾弘的死期將至，同監舍的在押人員都對艾弘特別好，誰家人送來好吃的都先讓艾弘吃，就連洗澡都不用她自己動手，大家都來幫忙，偶爾還打點兒好菜請她吃。

而艾弘自己心裡最放不下的是孩子變沒變樣，年近八旬的母親身體怎麼樣了，家人過得好不好……

當天上午10點30份，艾弘的家人和姐妹們都來了，遺憾的是，女兒沒能來，因為家人一直沒把真相告訴孩子和老人，苦心瞞了三年。妹妹告訴她，女兒在這次考試中得了第一，這是艾弘這一天來聽到的最好消息。

終於到了要行刑的時刻，姐妹們為艾弘端來了最後的一餐。這是一晚雞蛋掛麵，清淡，如今回頭看她過往的生命，也如同這碗面一樣，清淡。

或許死是一種解脫？這句話還是存在於文學影視作品裡吧，面對鮮活的生命，死亡無法解脫任何事情。生命是沉重的，善待生命，因為或許在某個時間節點，你會發現，平日裡你討厭的蒼蠅和蟑螂，它們都會如此親切。

死刑犯最後的日子心理變化非常明顯。一位看守所民警說，從一審被判死刑到執行死刑，時間跨度大多一年左右。生命將要或已經進入倒計時的死刑犯，在經歷了哭鬧和情緒崩潰，當對死刑的牴觸和恐懼慢慢消退後，一般便開始懺悔反省，反反覆復直到想通，最後的執行其實是一種解脫。

很多死刑犯在宣判後幾天裡都會被安排吃病號飯，一般是雞蛋和麵條，有時會有肉菜，這時很少有人去打擾，這個心理關必須要自己過。

對於自己要被終止的人生，死刑犯會用很多字來記錄曾經引以為傲的人生片段，更會對自己走錯的那幾步做細緻的解釋。

接到死刑覆核通知當晚，「監室的氣氛通常顯得很好，有道別、有說、有笑，待執行人這時顯得很放鬆，他們說這是解脫，為犯下的罪孽贖罪。死刑犯之間會道別，很多人說相信生命輪迴，至少嘴上這樣說。」

趙亮從警之後便在看守所工作，因綜合素質強，很快就被編入死囚監舍的值班名單中。

他說，犯罪嫌疑人一審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後，無論上訴與否，從法庭回到看守所就要調換到死囚中。

情緒的波動是難免的。「宣判後一周里，死刑犯就很難正常作息，哭鬧是常有的事，面對生死大關，人難免抗拒逃避，甚至崩潰。」趙亮說，從一審被判死刑到執行死刑，時間跨度大多在一年左右，在此期間死刑犯的心理變化十分明顯，「哭鬧、崩潰、平復、懺悔、面對，幾種情緒周期性連續出現。最終最高人民法院死刑覆核下來時，又開始變化，這是人求生的本能。」

趙亮說，終審死刑的罪犯，在看守所里被稱為待決死刑犯，會加上更重的腳鐐械具，行走要手提著才可以挪動，走路時聲音很大。

對死囚的監管工作主要分為三塊內容：一是保持看守所秩序，防止死刑犯突然情緒崩潰發生意外;二是對死刑犯做針對性教育，使其逐漸接受極刑懲處這個結果，改造其扭曲的心理，面對罪行面對現實;三是保護死刑犯合法權益，並接受死刑犯的舉報和申辯。

「終審回來頭兩天晚上，多數人會坐在那裡仰頭空想，唉聲嘆氣或是小聲地哭。」趙亮說，很多死刑犯在宣判後幾天裡都會被安排吃病號飯，一般是雞蛋和麵條，有時會有肉菜，「這時很少有人去打擾，這個心理大關必須要死刑犯自己熬過去。」

一般要經過一周多的「折騰」，大多數死刑犯的情緒會漸漸平復，開始向別人打聽什麼時候執行，「有時也問我們，一般都說一年多。」趙亮說，「其實，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被執行，這是一種煎熬。」

等待執行之前，民警需要全天候、近距離監管，聊天成了民警和待決死刑犯之間的主要接觸。

「死刑犯對死刑的牴觸和恐懼慢慢消退後，一般便開始懺悔反省，反反覆復直到想通了，要為自己的罪行接受極刑懲處，最後的執行其實是一種解脫。」趙亮說，這時，很多待決死刑犯會聊到自己的人生經歷，更會總結出自己走錯那幾步的前前後後。

幾乎所有待決死刑犯都會在這時袒露心扉，畢竟來日無多，能有人傾聽也是一種壓力緩解。

寫遺書很費時間，有人寫幾個月，有人會寫一年在監管民警的教育下，死刑犯激烈思想鬥爭後，一般會悔過，也會對受害人及其家庭表示愧疚，覺得是因為自己的罪惡才讓別人的人生和家庭發生了改變。「這時候大多懺悔是真誠的，等到要死時，死刑犯一般會將心比心地想，人家連認識都不認識就被殺了，這個事到哪兒都說不通。」

聊天之外，死刑犯會主動要紙筆寫遺書。因監管需要，大多數情況下，會由輕罪在押人員協助書寫，死刑犯只需口述。寫遺書很費時間，有的人甚至會寫一年，有的人則是斷斷續續地寫幾個月。趙亮和同事偶爾會遇到不寫遺書的死刑犯，「那是一心求死的，」趙亮說。

在死刑犯的遺書中，最常出現的句子是「別走我這樣的路」、「對××(受害者家屬)說對不起，我錯了」。

無論是連環殺人犯還是其他暴力犯罪，對自己的孩子和弟弟妹妹，最多的是這樣的告誡，有些人還要求監管民警或法官給受害人家屬捎話贖罪。

對於自己被終止的人生，大多數犯人會用很多字來記錄自己曾經引以為傲的人生成功片段，更會對自己走錯的幾步人生階段做細緻的解釋。

趙亮覺得，其實，「如果沒有犯罪，他們都是普通人，也有過努力和奮鬥，只是虛榮心太重了，犯下了大錯。」在許多死刑犯以往的人生中，高於常人的虛榮心和爭強好勝，表現得更明顯。

趙亮說，當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執行覆核通知抵達後，原審中院法官會提死刑犯簽收。

「這時，死刑犯會有新一輪情緒變化，回死囚監舍路上幾乎都不說話。進了監舍，其他在押人員會問是不是見法官了?」趙亮說，在押人員一般都對死刑覆核很敏感，看守所里在押人員的口口相傳，讓很多執行細節被熟悉。

一般情況下，得到死刑覆核通知的死刑犯會經過一個下午的沉默，在晚上恢復常態。因為同屋的人會提醒他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而犯人則會把自己所有物品清點一番，除了留給家屬的遺物，臉盆、衣服之類會分給其他人，私交好的在押犯會得到看起來好一些的物品。

「這時候，監室內的氣氛通常會顯得很好，有道別、有說、有笑，待執行死刑犯這時顯得很放鬆，他們說這是解脫，為犯下的罪孽贖罪。而死刑犯之間會道別，很多人說相信生命輪迴，至少嘴上這樣說。」

到了臨刑前一天，尤其是會見家屬後，死刑犯很少有睡覺的。在自己人生的最後一個下午，大多數死刑犯會喊幾次報告，想見一下熟悉的監管幹警和看守所負責人，說的都是些感謝的話語，並行禮，感謝自己受到的尊重和照顧。因為平時，一些死刑犯家屬遇到困難，看守所民警會趕去家訪，並會同當地的職能部門交涉維權或協助處理。

「在一起時間太長，都是有些感情的。所以民警和所里領導不會待很長時間，安撫過後會向死刑犯詢問最後的願望，對一些不出格的要求，會儘量滿足。」趙亮說。

趙亮曾幾次開車出去買死刑犯的最後一頓飯，例如某某家的臊子麵、泡饃或者餃子，有的則是想吃一頓炒菜，有年輕的則想吃一頓「肯德基」。

只要市面上常見的，即使是香菸，死刑犯最後要求大多會被滿足。趙亮很少見到有把飯菜吃光的，很多人都是動幾筷子，說聲「飽了」就作罷。

女死刑犯晚上要忙碌一些，會洗澡梳頭，同屋的會幫著塗指甲或者修修眉毛，化些淡妝。

「死刑執行覆核下來三天時間裡，他們一般比較忙，這樣也好，能沖淡恐懼心理。」隨著臨刑日期臨近，監管民警的神經也緊繃起來。直到死刑犯被去掉腳鐐，移交給執行的法警，任務才算結束。

趙亮長期接觸和關注死刑犯。面對記者，他說：「你們很多媒體關注罪行，很容易把死刑犯標籤化、臉譜化。他是犯罪了，十惡不赦，可背後，他也是常人，也有努力和掙扎，也有兒女情長。或許，他的生活里95%的時間都是正常人，只有5%出現了偏差，嚴重犯罪最後判死刑。」

長期的工作經歷中，趙亮發現，死刑犯們大多有過被溺愛的童年。「小時候有錯誤，家人就護著寵著，年齡越大錯誤越大，最後誰也收不住。」對於獨生子女教育，趙亮也說不清溺愛的界線，只是建議家長守住樸素的社會道理底線，「對成年人來說，是對還是錯，要區分起來並不難。」

他建議，社會個體在遭遇衝突困惑時，最好問問自己父母，但有些年輕人卻願意相信所謂的「兄弟」，「那都是電影里的橋段，問父母才能得到最好的答案。在這個世界上，只有父母會用命來保護孩子。」

在趙亮監管過的死刑犯中，絕大多數人在臨刑前會告誡弟妹或者子女，「一定不要走我的路。」趙亮和同事有時談論起某個死刑犯時，最終都會說成一個悲劇故事。

「幾乎沒有誰天生就是殺人惡魔，家庭環境和生存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很深遠。不過，很多死刑犯走到犯罪那一步，也有複雜的社會因素。本想好好生活，可自己周圍的現實很糟糕，出了事也沒有地方說理，化解不了，最後疙瘩越來越大，成了嚴重暴力犯罪。」

法警鄭君也有同感，他覺得現在社會裡維權成本太高，結果導致一些矛盾以連續悲劇出現，可是很快又被遺忘。

他們都建議能有更多社會學者關注死刑犯的犯罪背景和社會因素，「現在的犯罪成因各式各樣，是社會原因和個人原因累加在一起，才出現了一些狀況，要給社會吃藥，才是最大限度減少死刑犯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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